引言

在重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语境中，打破壁垒、更新观念、创新方法，成为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趋势。“无论是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都不仅始终离不开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而且这种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的不断提升、拓展与深化，又永远是整个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创新方面的必由之路。”①如果说，在“分科立学”所推动的知识体制化和专门化进程中，文学研究获得了它的独立性地位，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知识对象相对明确，而就阐释技术而言，却并未生长、发展出其专有的方法：文学研究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借助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作品进行阐释；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语言论转向”，将研究从文本外部领回内部，其方法的基础是哲学的和语言学的；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关注社会上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其方法更多受启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前沿成果。20世纪以来曾在文学研究中煊赫一时的文学批评方法——精神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是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吸收和运用。这表明，文学研究学科的本质属性，除了审美属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内涵的包容性、知识生产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性”②。坚持学科属性与扩展学科视野的辩证发展，促进了知识创新。而一以贯之的学科互涉，虽然导致了学科身份的不确定，但这也恰恰是一种优势，因为“跨学科性意味着文学研究可以在所有外学科上建立文学阐释的知识学视界，同时也不受任何学科知识系统的限制”③。

在中国，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开放，以及由此兴起的西学资源大规模的输入与译介，各种西方理论如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局面，但方法论层面的“沸腾”与“喧嚣”，也造成喧宾夺主、生搬硬套、凌空蹈虚等与本土话语方式、传统资源、具体环境脱节的弊病，众声喧哗的背后是尴尬的主体失语与客体错位。进入新世纪，一批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的学者，致力于思考如何从舶来理论的淹困中突围，进而以原创性品格彰显出“中国学派”的“中国声音”。其进路大致有二：一是通过深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神韵与肌理，“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并立足于当代，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当代文论话语”④，也就是在认识到中西文论、古今文论“异质同构”关系的基础上，在当代语境中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⑤；一是文学研究与多学科展开对话与互涉，借助其他学科的视角、方法、知识体系重新审视文学，“将文学活动置于多重主体‘对话’的意义生产机制中加以诠释”⑥。后一种思路开辟出文学伦理学研究、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学生态学研究、文学经济学研究等交叉领域，并在近年来“跨学科”渐成国内学界共识和热点的趋势中异常活跃。其中，文学伦理学更是以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和丰富的批评实践，在中西学术界的共时交流中不断完善与成熟，具有国际影响力⑦。概而言之，跨学科通过理论层面的借鉴、辐射，方法层面的交叉、移植，问题层面的共商、互动，文化层面的渗透、聚合，击破学科间的条块设限，贯通知识域间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有效阻抑文学研究在学院体制下由于专门化、精细化而出现的内卷化漩流。

那么，是否任意学科都能与文学一拍即合，在碰撞中孕育出新的充满活力的交集？一些尝试证明，某些学科可能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为文学研究提供针对具体问题的创新思维方式，但没有影响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不能推动研究范式转型，更无法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指导文学实践活动。这些学科与文学的结合如果不是昙花一现，也会争议频频。文学研究中“拿来主义”的标尺，要考量“外学科跟文学研究的距离远近”⑧。显见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容易与文学“贴近”并对接，而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则较难交轨。本文要探讨的，是本身即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自建立以来研究策略一直在实证性与阐释性两端摆动的一门学科——传播学，与文学是否能够产生强关联性耦合，两者将在哪一层面、以何种方式构成新的知识视界，以及重构之后的研究思路该如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