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佳文学人类学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重点发展领域。中心一直致力于探索比较文学的中国性研究，诉诸立足本土文化根脉进行跨文化的问题意识碰撞，探索具有本土生命力和世界眼光的理论范式。基于此，2019年12月10日，中心邀请美国汉学家、达慕斯大学教授艾兰（Sarah Allan）在文学研究所做了题为“神话的本质和中国早期文献的理解问题”的演讲。下午，围绕早期中国研究，邀请方召开“夏的神话历史”工作坊（以下简称“工作坊”）。在工作坊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教授发表题为“物证优先：‘玉成中国三部曲’的求证策略”的演讲，介绍了文学人类学研究团队近十年来为回应20世纪影响最大的学派——古史辨派遗留下的古史难题，专门设计和实施的三个重大项目进展及研究策略，由此进一步反思上古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叶舒宪尤其强调，面对无法讨论清楚的夏问题，以及夏之前的无文字时代，文学人类学倡导用“四重证据法”中的“物证优先”原则展开研究，逐步提炼、形成一套本土的文化理论体系。考古学者韩鼎在工作坊上质疑了叶舒宪对夏的认知方式，认为“四重证据法”存在对所引文献缺少系统认识、文献与对象的关系倒置等问题。两人观点针锋相对、精彩迭出，会后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和追问，可谓余音未了、意犹未尽。遗憾的是，受会场时间所限，诸如早期中国的研究背景、“四重证据法”的历时发展与理论诉求、神话历史的旨趣等重要问题皆未涉及。

这次争论可以为我们今天就中国文学人类学相关问题所展开的三人对话提供很好的切入点。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镇以及跨学科范式的代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不再仅仅诉诸文学与人类学嫁接，而是愈发重视与海外汉学、考古学和思想史相结合。我们希望借这次对谈呈现出这个学科的前沿风貌。另一方面，中外学界对早期中国的不同理解与研究成为描述中华文明起源和特质的关键。作为学科领军人物，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及“神话历史”理论，正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多年来引发了各种讨论。我是这次工作坊的策划人和召集者，对各方情况熟悉。李川和韩鼎分别是工作坊的发言嘉宾和评议嘉宾，李川尤擅古典政治学和比较神话学，韩鼎则专攻早期美术考古的个案研究与方法论探索。不妨讲，这次三人对话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所进行的碰撞与争鸣，能为学界理解早期中国研究、反思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宝贵机会。

一、文学人类学的早期中国研究诉求

谭佳韩鼎为工作坊准备的演讲题目为“西方学者的夏文化研究：兼评四重证据法”。受时间限制，他仅简述了对“四重证据法”的评议，现在请大致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

韩鼎我的演讲本来准备以生年为序介绍顾立雅（H. G. Creel）、张光直、艾兰、杜朴（Robert L.Thorp）、贝格利（Robert Bagley）、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刘莉、吉迪（Gideon Shel-achLavi）、李旻等知名学者的早期中国研究的特点。“早期中国”这一概念在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1975年创办刊物《早期中国》（Early China）后被广泛使用。“早期”一般泛指从新石器晚期到汉代。按照如何看待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载，他们的研究可分为两大派——信与疑。信者以张光直为代表，强调夏商周纵向传承与横向互动，认为二里头遗址与夏代存在关联。而绝大部分汉学家对文献中的夏持怀疑态度，主张将文献记述与史实相区别，夏是后人基于某种目的建构的历史记忆或神话叙事。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确凿性证据（比如文字）出现后，才能将文献与考古发现结合，这也是认可三代传承有序的前提。这方面的典型论点，如认为《左传》《史记·夏本纪》等正史所记的“夏”充满神话性，“中华文明”是后起的、不断变化的概念；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和历史观不应受文献记载影响而倒置逻辑，主张重新审视神话传说的有限性。我认为，这些国际主流观点应该进入我们反思国内上古研究的视域，我对“四重证据法”的追问就立足于此。

谭佳在根本意义上，“早期中国”是个西方汉学词汇，国内一般叫古史研究、先秦研究、上古研究等。海外汉学家为何凸显“早期中国”问题？中国最早的一批经典至迟定型于汉，且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以汉为分界可形成相对纯粹的中华文明本土发生发展的研究视域。早期中国研究包含了如何看待中华文明起源，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有效性与特点，如何看待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历史精神与情怀等焦点问题。顺此思路，不难看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轨迹：从立足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合地带——神话研究，寻找中国神话的原型和结构；到全面反思现代学界将上古分为神话与信史的二元对立模式；再到从中华文明起源特质和思想起源视域，重新勾勒早期中国思想演变脉络，尤其注重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信仰和观念驱动因素。如果我们不讲这些学科背景与理念，仅从夏的有无入手进行方法探讨，恐是无的放矢。笼统讲，中国文学人类学对现代学界主流古史观的反省在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逐渐规定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理性化”发展叙述，即从非理性到理性、从神话到历史、从宗教化到理性化的线形递进发展，这类思路构成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判断，也是当下文史哲研究的潜在前提。然而，早期中国既非人类学意义上的部落社会，也非社会学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不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没有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神话与神学，更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突破”期。那么，早期中国的起源特性，尤其是无文字时代的中华文化基因是什么？中华文化延绵承传的核心是什么？我们需要借助考古学不断揭示的具体文化情境进行再勘定。有别于之前的神话学研究，文学人类学并不直接参与早期中国的半神话性人物的无休止争辩，也尽量回避对号入座式的随意论说，而是专注于对考古学所呈现出来的中华文明起源面貌和实物证据进行文化阐释，今天所讨论的“四重证据法”，正是其具体实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