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1913—1931）

中国电影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滥觞于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外国侦探小说。1913年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张石川将根据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的文明戏《新茶花》摄制成同名短片《新茶花》。尽管该片是一部照搬文明戏演出的舞台纪录短片，并非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完整的剧情片，但该片是中国电影与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见证，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继《新茶花》之后，根据外国侦探小说改编的《车中盗》（1920）和《红粉骷髅》（1921）构成了中国电影早期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另一宝贵的历史经验。恽铁樵说：“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1]陈平原说：“晚清最为时人传颂的小说人物，一是茶花女马克，一是大侦探福尔摩斯，两者还往往成双成对出现，作为域外小说的表征。”[2]在翻译文学领域尽领风骚的《茶花女》和外国侦探小说双双出现在中国初期银幕上，说明了中国电影对文坛风气的灵敏响应。这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说明了中国早期电影的营养资源不仅仅来自传奇、话本、戏曲和古典小说等本土传统的文艺样式，而且也承受了外国文学的滋养，在文化构成上体现了相当的现代性、多元性和开放性。

从1913年的《新茶花》，到1931年《歌女红牡丹》的试制成功，1913－1931年间的无声电影时期是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频率最高、类型最丰富的时期。这段时间里，中国电影摄制了《弃妇》（1924）、《小朋友》（1925）、《空谷兰》（1925）、《一串珍珠》（1925）、《良心复活》（1926）、《不如归》（1926）、《梅花落》（1927）、《女律师》（1927）、《实业大王》（1927）、《少奶奶的扇子》（1928）、《白云塔》（1928）、《飞行鞋》（1928）、《就是我》（1928）、《恋爱与义务》（1931）、《福尔摩斯侦探案》（1931）、《一剪梅》（1931）等近30部左右的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构成了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无论从改编的数量和频率上、改编文本的国家的分布上和改编影片的类型上，这一时期都是中国电影跨文化改编的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如此大量、密集地出现在中国早期银幕上，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潮流在早期银幕上的反映，也是彼时中国社会学习和取道西方的总体精神风尚的一种体现，构成了彼时中西方文化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战前”时期的改编（1932－1936）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高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生存危机促使民主和启蒙的时代话语迅速让位于革命与救亡的时代话语，左翼文化力量迅速聚集，获得了电影文化阵地的话语权，在电影界掀起了进步的新兴电影运动。史东山编导的、根据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改编的影片《狂欢之夜》就是一部该时期的优秀作品。该片讲述了一个江南某县县长误把一纨绔子弟当作中央视察专员而遭到百般戏弄的讽刺故事。影片用通俗喜剧的形式讽刺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场的丑恶现象，刻画了安县长、商会会长、邮政局长等一批地方官僚无耻可笑的艺术形象。该片是早期的中国电影人尝试把俄国文学作品搬上中国银幕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影片在尊重原著的思想主题和表现风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创作了一部集思想性、进步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影片。史东山说：“我在着手改编的时候，尽量不失原著的精神，不更动故事”，并在“不破坏‘中国风’的范围内”尽量保留了原剧的独白。[3]

1937年夏衍根据当时的一部取材于爱尔兰作家西恩?奥凯西的舞台剧《求诺与孔雀》的舞台剧《醉生梦死》，改编了影片《摇钱树》。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国防电影”的有力践行者，夏衍在改编时倾注了明确的抗日救国、联系时事的创作意识。影片通过对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的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的描写，寄托了编导利用电影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创作思想。这个家庭中丈夫好吃懒做，不想工作，仅靠泼辣能干的妻子来维持家庭，而女儿贪慕虚荣为人所骗，当兵的儿子在一?二八事变中丢了一条腿，在家里苦闷不已。在家庭遭受了一场骗局和重大变故之后，瘸腿的儿子面对家庭潦倒的状况，愤慨不已、声泪俱下的大声叱问道：“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民族存亡危难之时，我们家究竟在干什么！”这一发人深省的责问显然是电影编导借用剧中人物之口向广大中国民众的问责与呼吁，显示了电影编导利用电影机器唤醒民智、启蒙大众、抗日救亡的良苦用心。影片拍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显示了创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民族自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