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全增嘏（1903－1984），浙江绍兴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天下月刊》(英文)编辑，中国公学、大同大学等教授。从1942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主任，同时任图书馆馆长。1956年，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工作，历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专于西方哲学及西方文学。著有《西洋哲学小史》、《不可知论批判》，译有狄更斯《艰难时世》，主编《西方哲学史》(上、下册)等。

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在新旧更替的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诞生了一批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师，全增嘏正是其中之一。全增嘏，字纯伯，祖籍浙江绍兴，自幼随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由于家学渊源，全增嘏从小就熟读传统经典，国学功底深厚。

在学术界，全增嘏以西方哲学专家和翻译家闻名，并被誉为“中国英语四大家之一”。但事实上，他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研读丝毫不亚于西方学术经典。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颂杰回忆：“他在指导我们学习西方哲学时，常常引导我们注意学习中国哲学。他家中中国学术文化的藏书量远超过西方学术文化的藏书量。他的书桌案头、沙发椅子上，少不了随时阅读的中国古代典籍，去他家时第一眼看到的常常是他手中的古籍。”（黄颂杰，《全增嘏与西方哲学》）

全增嘏的西学启蒙也比同龄人要早。1916年，天资聪颖的他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那年他只有13岁。在那里，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接触到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他的同学里有后来同为哲学家的贺麟先生。据全增嘏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姚介厚回忆：“贺先生生前曾对我忆述，当时和他同班的全增嘏年龄虽小却聪慧好学，熟悉国学，有家学功底，且早就接触西学，英语能力强，是论辩好手。”

“五四”前后，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亟需救世良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同台博弈。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全增嘏受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很深，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很是着迷。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访华的讲演，更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印象，尤其启蒙了他对哲学的兴趣。“那时我就想用西方的科学文化来解决一些我们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觉得哲学尤其重要，因为哲学不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全增嘏，《谈谈如何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结束了在清华园7年的学习，20岁的全增嘏赴美攻读哲学。当年他乘坐的邮轮可谓“群星璀璨”，和他同船的有梁实秋、陈植、顾毓琇、吴景超、吴文藻等人。

1923年全增嘏先生赴美船上合影，第三排左三为全先生

在美国，全增嘏只待了五年。他先进斯坦福大学，仅仅用了二年就获得本科学位；而后，他又进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并修完博士学位课程，这前后也不过三年光阴。治学如此高效的理由，除了全增嘏过人的天赋之外，在姚介厚的回忆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全先生曾说，在哈佛，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他经常带个面包，在大学图书馆书库内辟有的小房中一待就是一天。他说这样可提高时间利用效率、方便读到许多好书。可见，全先生的丰沛学养是在勤奋求知中获有的。”即便身在美国最高学府，作为中国人的全增嘏也同样是鹤立鸡群——他曾担任哈佛大学辩论队队长，其深厚的英文造诣可见一斑。

1928年，全增嘏回到上海。那时的海归人才凤毛麟角，上海各大高校纷纷向他递出“橄榄枝”。他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英文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随着远东格局的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兴趣愈发浓厚。对于那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把西方文化引进来，思考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打破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独语”的局面，也是他们的共同理想。于是，全增嘏的身影同样活跃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他先后参与当时中国两部最具国际影响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