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宋晨希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遴选了作者王水照20多年来，与钱锺书有关的文章。

王水照写钱锺书，有两个优势：其一，王水照与钱锺书相交38年，对钱锺书的人格和学问有深入的了解。

其二，王水照是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其对苏轼、欧阳修以及宋代诗词、散文的研究，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书目。因此，王水照更能理解钱锺书有关宋代文学研究中的独特之处，虽不敢言陈寅恪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但是相较他人，王水照更有资格评说钱锺书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王水照1960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研究所，按所里的规定，需要为年轻学人指派一位导师。钱锺书即成为王水照的导师。王水照在主编《中国文学史》、《唐诗选》的过程中，获得了钱锺书多次耳提面命的指点。

王水照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

钱锺书与宋诗研究的渊源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共分四辑，第一辑“历史与记忆中钱锺书先生”，王水照自己与钱锺书交往的点滴，叙述了钱锺书参与《毛泽东选集》英译的过程，以及在“清华间谍案”和“污蔑《毛选》案”中钱锺书如何“横遭青蝇之玷”。剩下的三辑“钱锺书先生的学问与趣味”“钱锺书先生的宋诗研究”和“《钱锺书手稿集》管窥”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围绕着钱锺书的宋诗研究进行讨论。我以为，这才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钱锺书对古体诗的关注，由来甚早。《槐聚诗存·序》中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19岁时，钱锺书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虽然读的是外文系，但于古体诗心有戚戚。与唐诗相比，钱锺书更爱宋诗，晚年钱锺书曾对吴匡忠说：“十九岁始学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即《中书君诗》）……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自谓于少陵（杜甫）、东野（孟郊）、柳州（柳宗元）、东坡（苏轼）、荆公（王安石）、山谷（黄庭坚）、简斋（陈与义）、遗山（元好问）、仲则（黄景仁）诸集，用力较劬。”

按照汪荣祖在《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里的看法，钱锺书创作诗与研究诗，与1941年时期只身滞留孤岛上海有关。钱锺书以作诗、读诗来寻求心理补偿，正如钱锺书在《诗可以怨》所言，“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小说《围城》以及诗学评论集《谈艺录》正是于此时完成。

1957年，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组的钱锺书，被借调至古代文学组，受命编写普及读物《宋诗选注》。杨绛后来在《我们仨》中回忆：“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杨绛说钱锺书“不是科班出身”，有些过分谦虚。若斗胆推论，我以为钱锺书不愿做《宋诗选注》，恐怕也与他受困于政治环境，无法随心所欲表达看法有关。但对宋诗本身，钱锺书应该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并常年浸染至深。

钱锺书

从钱锺书的学术历程来看，钱锺书对于宋诗关注甚早。王水照发现，早在1949年早春，钱锺书即已开始做《宋诗纪事补正》。此外，《谈艺录》里对于对于宋诗的关注，也较唐诗为多。侯体健甚至将《谈艺录》称之为“一部‘宋调'一脉的诗歌艺术展开论”。

钱锺书喜宋诗，与其所造世变和个人性格有关。钱锺书早年狂狷、傲气，喜欢用语言、学问揶揄他人，宋诗好用典故，着意于造语下字、属词比句，这可为钱锺书提供知识上的滋养。中年以后受政治环境影响，钱锺书噤若寒蝉，只得深入故纸堆与古人对话，宋诗道理深邃，故而更可引发深思。《谈艺录》云：“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诗，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此语虽讲“诗词唐宋”的观点，似乎也可理解成钱锺书与唐宋诗之间的关系。

钱锺书对于宋诗的关注是长久的，系统性的，对宋诗的体悟是生命性的。可惜的是，人们囿于 “唐诗宋词”观点的偏见，对宋诗评价较低，关注较少，再加上《谈艺录》《管锥编》都以选本、札记的形式，只注重文献中“三言两语的精辟见解”，寻求中西思想的“打通”，故而未建立连贯的宋诗理论体系。《宋诗选注》虽是选择了80家（初版81家，后来删除两宋之交的诗人左纬）宋代诗人和诗歌，进行了单独说明和注释，但因字数限制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只反映了钱锺书宋诗研究的沧海一粟。如杨绛在《我们仨》中的回忆：“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