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王安忆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2021年4月)

三种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期的命运

先锋派、俄苏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不断冲击着传统现实主义的资源转换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不可谓不深，这是一个写作资源发生了整体转换的时代，先锋时期的写作充满了摹写的意味，模仿对象主要是西方战后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文学资源和立场得到了普遍的强调，文学与当代艺术同步为现代派立言，对1950-19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一次重大的扭转。

与此同时，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收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以傅雷、朱生豪、李健吾等人的西欧文学翻译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的语境中，甚而带上了某种怀旧的意味。苏俄现实主义传统则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论的陨落而逐步淡出，只有源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现代风格而大为流行。回顾这段历史，这三种现实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这一关系也曲折地表现了几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结构关联。

文学资源的转换不是一件小事，将影响一代人的阅读与写作，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各种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今天已不再是文学生产的主要前提条件，那些曾经有过极大影响力的作品，如果不以“经典”的面目，很难回归当代的文化现场，但它们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更何况，如果不再能激发人的鲜活感受，“经典”的复现也可能空洞化。在这个层面上，作家的阅读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资源选择，反而成为了一条比较能说明问题的线索，比如在王安忆这里，她的阅读方法和经验就对应了上述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文化结构。

当代作家的抉择：小说技术与现实关系

20年间，王安忆长篇小说不断，从《长恨歌》《桃之夭夭》《天香》到《红豆生南国》《考工记》

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始终面对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用小说（技术）去书写现实，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借鉴当然会在这一点上起到作用，但这个问题尚不足以完全造就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白话文学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社会与思想整体转型的重要产物，它在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当代文学主体性最基本的前提与组成。因此，作家们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以小说（技术）去表现这种问题意识，去解释历史与现实。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简而言之，不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有所解释的作家，很难成为会讲故事的作家。而外国文学在这一点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除了写作方法、审美旨趣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面向。王安忆近些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稳定地体现出她对中国现代历史本质的思考与追求，而在她对外国文学的阅读里，能够发现与这一追求相呼应的一种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作家的阅读行为参与到当代文学之中所产生的深刻效应。

读法的重点：总能回归的现实主义的落点

《心灵的世界》是多年前的写作课讲稿，《成长初始革命年》则是成长抒写

若干年前，王安忆曾出版过一本《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在那本书里细读的多是中外名著，作为写作课的讲稿与教材，首先强调其内容的经典性和示范性。而新出版的这本《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记录了王安忆自1980年代以来几近40年的阅读轨迹，视角相对而言更加个人化，讨论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更多样。有不少是通俗小说、侦探小说、以及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原作，也有《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经典小说，以及《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比较新的流行小说。总的来说，王安忆的阅读经验的价值体现在她的读法之上。首先，外国文学经典教育中不太得到强调的一个方面，即小说的大众接受，在王安忆的读法里显得比较重要，但这种接受并非在娱乐化的层面上，而是在小说对生活现实性的表达强度上，她在对侦探悬疑小说的解读中突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