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曾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当前，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偏离批评本义的现象：或热衷于转述国外的某种理论（包括相当多的非文学理论），或套用某一理论对文学作品做对照检查式的“解读”，或依据国外学者提出的某一新观点，轻率地宣称国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已出现某种“范式转型”，并呼吁国内学界也应迅速与其“接轨”。与此同时，却较少有研究者脚踏实地研究外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丰富现象（特别是重要作家作品）。在“理论前沿”不断出现转瞬即逝的新术语、新提法和新模式时，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学批评经典似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回归文学批评经典，充分认识文学批评经典的当代意义，正是走出文学批评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

认清文学批评的目的

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这本来是常识性问题，可也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当有人把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归结为建构某种新的“理论体系”时，或许在不经意中已忽略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别。韦勒克指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则主要是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毋庸赘言，文学批评不限于作家作品研究，它还关注所有具体的文学现象。因此，韦勒克才认为不应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分离。根据韦勒克的观点，不难区分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卢卡契等主要是理论家（虽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批评），而萨缪尔·约翰逊、圣伯夫、别林斯基、勃兰兑斯、奥尔巴赫等则是批评家。关于批评的目的，韦勒克写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

韦勒克的这一说法，并非他作为“新批评”代表人物对该派基本观点的一种表述，而是历代批评家形成的共识。19世纪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明确指出：“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点，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应当在他的作品的无穷多样性中捕捉其个性的秘密，也就是他的灵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捕捉并确定了这种独特性的实质，就意味着找到了发现诗人的个性与诗的秘密的锁钥。”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论及莎士比亚时也指出，发现作家的独特性是文学研究的目的。他说：“什么是莎士比亚的特异之处，使得只有但丁、塞万提斯、托尔斯泰以及少数几个人成为他的美学同侪？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探寻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在批评实践中充分揭示莎士比亚“独特的伟大”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是18世纪英国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他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中写道：“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他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剧作，按照严格的意义和文学批评的范畴来说，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它表现普通人性的真实状态，既有善也有恶，亦喜亦悲，而且错综复杂，变化无穷”。布鲁姆认为，在约翰逊以前，没有人如此表述过莎士比亚那独一无二的压倒性的表现力量，因此，他称约翰逊为“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

别林斯基也在其批评文章中提供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出色典范。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他开宗明义地概括道：“果戈理君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在逐条具体论述这些特点之后，别林斯基补充论述了果戈理“描写心所向往的事物时洋溢着的一种抒情气质”。在由11篇长文构成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这部批评著作中，别林斯基对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普希金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精辟的阐发。显然，认真研读这些批评经典，有助于认清文学批评的目的和意义，从而自觉追寻这一目标，使批评真正回到正轨。

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是批评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方法，事实上可分为“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两个层面：前者是指批评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后者则是指批评过程中所运用的具体手段。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中曾提出这样的主张：“用不着把批评分门别类，最好是只承认一种批评，把表现在艺术中的那个现实所赖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面都交给它去处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1847）一文及在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中，都强调自己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评价不同作品的，和别林斯基的观点遥相呼应。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是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把握方式，显示出作者的艺术个性，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美学的视角；文学创作又总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作家、作品和读者都关联着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决定了文学批评不能抛开历史的观点。“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的结合，正是外国文学研究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