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清末民初，翻译家林纾用文言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小说，成为那时许多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的启蒙读物。其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翻译时，译者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有一些地方甚至对原文进行了较大的增改。

这些小说也给少年时的钱钟书打开了窥见西方文学广阔世界的窗户，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在多年后进行学术研究时，他对比了原文和译文，认为译文中有的增改虽然不符合原文，但是为译文增色不少，起到了“抗腐”的作用。这些带有个人特色的改写，在客观上激发了更多本国读者的阅读兴趣。

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也有这样的“讹”化的翻译。译者没有严格遵守翻译的忠实原则，但译作在传播效果上却颇为成功。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在美国的传播即是一例。翻译者对作品进行了“创造性改译”。钩沉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理解翻译的复杂性，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无裨益。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最初于1936年9月开始在《宇宙风》上连载，直至1937年10月整部小说连载完毕。这是老舍多年观察城市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并花费半年多时间收集材料，闭门专心写作一年多的成果。

1945年，《骆驼祥子》的首部英译本Rickshaw Boy在美国纽约出版。当地文学评论家马上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等报刊对这部作品进行推荐，受到大量美国读者喜爱。这不仅与老舍精湛的语言艺术、作品中对当时北平风俗的精准描绘息息相关，也与译者伊万·金的翻译和改编策略有着极大关联。

伊万·金将当时美国的一些本土文化元素融入了《骆驼祥子》中。在翻译过程中，他甚至增加了角色，删改了人物对话，更改了故事主线与结局，增添了二战后美国积极倡导的某些精神文化在译本中的比重。在伊万·金译本的重要推介杂志《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的推荐语中有这样的评价：

“检验一部小说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是它能否引起我们共情。”E·M·福斯特（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说。只要你还生活着，你极可能会被这部小说的主角深深打动。他为了最卑微的幸福所作的努力，将使敏感的读者流下同情的泪水。命运无法打败他，人善的本性在他身上呈现并最终大获全胜……我们五位评委一致认为《骆驼祥子》——一位迄今为止不为美国公众所知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小说之一。

这表明，伊万·金的译本中主人公的情感、人生观与世俗观念，都能够与美国社会当时所提倡或流行的精神相暗合，让大洋彼岸的读者对主人公产生共情。翻译时，伊万·金选择将原著中祥子发现小福子上吊自尽而走向彻底堕落的结局，改编成了祥子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小福子，两人一同离开并找寻到自由的“大团圆”结局。

如此，伊万·金通过对典型人物——祥子圆满事迹的讲述，向美国读者传达了在困境下仍保持着强烈进取意志的中国民众的战时精神，展现了中国作家充满人文主义温度的笔触。这为当时美国战后大量身处贫困境地的人们给予了有效的精神鼓舞。

伊万·金译本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大获成功，这种成功同时伴随着译著对原著语言及文化习惯的背叛。但这种缺失并不是永久的。Rickshaw Boy中被删改去的内容和语言风格，在《骆驼祥子》后续出版的英译本中逐渐补足。

1979年、1981年及2010年，美国分别出版了珍·詹姆斯、施晓菁和葛浩文译者的译本，从詹姆斯译本开始，翻译风格逐渐放弃了对美国主流观念的迎合。从葛浩文的译文中可以清晰看到，译本能够贴近原著表达的中国文化特色及精神内涵。这四部《骆驼祥子》英译作品在时间上横跨了六十余年。显然，这样的持续性外译的过程和效果值得我们重视。最早的译本降低了外国读者了解作品的门槛，引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后续的译本则逐渐提高了难度，让外国读者能够逐渐走进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

这种先占据文学市场，再逐步渗透的持续性过程，为呈现立体的、多角度的中国文学文化打下了基础。当我们将跨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学的文本内涵十分复杂的特点纳入考量时，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单个译本难以兼顾读者接受与对文本内隐含的所有精神内核、文化特点、意境呈现进行完整把握，而这样持续性的外译过程，恰恰能够对此进行补足。因此，我们今天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时，也不妨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考虑。重点各异的译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发挥其不同的作用，将其叠加起来，则可以呈现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文本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