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化倾向的影响，以致有的作品程度不同地掺杂些凶杀、色情和其他不健康的东西，这就使得某些作品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对于这类作品就要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要把有意宣扬丑恶的东西，以感官刺激腐蚀人们灵魂的，和旨在揭露、批判资本主义本质及其罪恶的区别开来。此外，我们也不能用我们民族的传统与习惯，用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准，与之作简单的比较。如果那样，值得介绍的作家作品恐怕就微乎其微了。我们所说的“批判地继承”，批判本身并非目的，批判是为了继承。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这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夕}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的这段话深刻地闸明了我们对待外国文化应持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态度。至于那些政治上反动、艺术上千分拙劣的作品当属必须抵制乃至批判之列，是自不待言的。在对待外国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既反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如“四人帮”的“从国际歌到样板戏”的所谓“空白论”那样)，又反对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兼容并蓄。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应该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效果问题。怎样看待社会效果问题，从根本上说，反映着一个作家、评论家或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观和社会责任感。如同本国的文艺创作一样，在介绍与研究外国文学作品时，也必须充分注意社会效果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应特别予以强调。大门敞开之后，由于选择不当，有时会出现把“鱼目”当“珍珠”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文学作品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已是早就遭到冷遇的东西，而我们却一度大量翻印，广为传播。这就不当了。又比如，当今在某些国家里盛行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一般地讲，由于它较为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是值得一读的。但是，象过去一个时期出现的那样一窝蜂式地争相出版，也无甚必要。此外，对于那些标榜“纯文艺”作家的作品，亦应做具体分析，不能一笔抹杀。我们强调社会效果，并不象有些人所误解甚或曲解的那样排斥艺术性，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从根本上说，包括着政治的和艺术的这两个方面，是这两者的统一。这也是我们评价外国作品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比如说，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当代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属于日本的纯技巧派“新感觉派”的，在创作上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就其文艺思想、创作倾向而言，我们尽可以表示不赞成，甚而要给以必要的评论或批判，但他善于吸收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手法，用委婉、细腻的笔触描写大自然的美，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上也颇见功底，因而使作品不落俗套，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为其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所不及，却又是他的长处，这些在他的代表作《伊豆的歌女》、《古都》中都有所反映。正是由于他在文艺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使他得以在当代日本文坛上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类似这样作家的创作不是也值得我们作必要的研究探讨，从中得到某些借鉴吗?分清精华与糟粕，就不会心怀恐惧，左顾右盼，畏首畏尾了。鲁迅说过：“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也不能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②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的研究领域定会开阔得多。一9D一褒贬失当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弊端之一。此风不可长。因为这样下去，不但会把外国文学及其研究工作弄得面目全非，而且也失去文艺评论的筒中之义。试观辑录在译本的有关作家及作品的评价，几乎无不充斥赞誉之辞。诚然，一般说来，译者都是喜爱他们所翻译的作品的，否则也许就不会去译它了。问题在于分析要恰当，判断要准确，褒贬要适度。我们反对“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做法，主张“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 fI!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③这也就是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作家及作品的实际出发，按照作品的本来面貌去剖析作品，揭示出作品本身固有的(不是主观臆断的)、内在的(不是强加给它的)社会意义及艺术特色，从而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来。不能随心所欲，任意拔高。因为这样做，对读者对作家都迅无益的。实事求是，应当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必须遵循与坚持的一条原则。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捧杀”与“骂杀”都是要不得的。记得年仅二十五岁即过早逝世的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女作家橱Iml一叶，在她的作品刚一问世时，立即受到一些人的肉麻的吹捧，什么“读了一行拍案叫绝，读了两行吟哦不已”啦，“一叶写得好，写得妙‘，啦，甚至把她奉为“当代的清少纳言”、“当代的紫式部”④等等。这些吹捧的话，使橱口一叶十分反感，她甚至怀疑这些评论者究竟有多少诚意。她责问说：“难道除了‘写得好’和。写得妙’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话了吗?看不见缺点吗?真是太奇怪了。”⑤在这一片赞扬声中，除桷口一叶本人之外，能保持清醒头脑并对橱口一叶做出较为公允评价的是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正宗白鸟。他如实地认为，橱口一叶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但她毕竞年纪还轻，阅历不足，其文学成就远不象一些人所吹嘘的那样。她堪称为优秀之作的是《埋没》与《青梅竹马》等篇，其他如《十三夜》等则未必可取。橱口一叶和正宗白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与时俗合流，而是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求实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可资借鉴的地方。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不能只满足于一般性的作家及作品的介绍，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简单整理上；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从普及角度来说，也是十分需要的。(仅就普及工作而言，最近几年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外国本身的评论，由于评论家们是研究本国自己的作家及作品的，当然是不该忽视的；但是毕竟替代不了我们的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借鉴外国的东西，也只能启示，而不是照搬，更不是拜倒。在研究工作中，“吃别人嚼过的馍”，决不是我们应走的路子。何况，基于社会制度与世界观的不同，在对待某些问题上看法不相一致，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乃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当然，外国评论家的评论，如果其中确有质量较高、学术理论价值也较大的，也不妨适当地翻译、介绍过来。比如我们过去翻译出版过的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及作家作品的许多著作，不但是出色的文艺评论，又是不朽的美学理论专著。又如各国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皈，可以帮助读者们了解各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现在，国内还很少能读到由我们自己编写的各个国家的文学史。在这些文学史问世之前，尽可以先组织一部分力量，有选择、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一些有定评的外国文学史专著，这是需要的，有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方针，而要使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求得发展与繁荣，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回顾过去在学术界曾围绕司汤达的《红与黑》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展开的争论，热闹过一阵子，但因当时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说理不够，以至棍子和帽子代替了正常的评论，这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及至后来“四人帮”一伙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把对《红与黑》的评论同《红楼梦》挂起钩来，“百家争鸣”无从谈起，最后竞至连“双百”方针也被打入了冷宫，这更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社会上还存在重翻译、轻研究的倾向，一些出版部门由于或多或少地考虑经济效益问题，不甚愿意出版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文章为数寥寥，“齐放”很难，“争鸣”则更加不易了。如何按照“双百”方针的要求，把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坚持下去，还需要做艰苦的努力。要紧的是，从事研究的同志不灰心，不气馁，有关方面JL≥t：是出版部门积极为之创造条件，提供园地，同一步调，携手前进，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百花盛开的局面，结出更丰硕的果实。这里还必须强调提出的是，关于加强学习的问题。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建设两个精神文明，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又与文学艺术关系至为密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学习，自觉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这也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评论家与资产阶级评论家之根本区别所在。试想：如果我们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又怎能分清文学上的是与非，分清什么是精华与糟粕，从而对外国作家及作品得与失作出正确的评价呢?如果我们本身鉴别能力不高，欣赏水平有限，甚至头脑里还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情调，那又怎能帮助读者提高鉴别能力与欣赏水平，使之不受到精神污染呢?自然，做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修养，但是，根本的、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综观好的文学评论，可以说无不是作者本人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或理论修养。高尔基强调“批评界必须学习”⑥，这话是极对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任务。由于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威望『：_l益提高，也由于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进和扩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工作必将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开创出一个硕果累累的新局面。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寄予希望。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②、⑧《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35页、第六卷第344页。 t了浦少纳言是日本古代后期著名女歌人、随笔家。紫式部是日本古代后期著名女物语作者，其代表作为《源氏物语》。、鸯《国口一叶选集》第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壹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4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一92—l983年第1期辽宁大学学报总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