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增璧（1881—1948），字公介，祖籍江西萍乡，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忠诚的革命活动家。1914年冬至1915年冬，汤增璧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在校就读的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尽管正式的师生关系仅有一年，但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结下了万年长青的师生情谊[1]71。本文拟探析汤增璧的革命与教育生平及其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一、汤增璧的革命与教育生平

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的汤增璧与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以及著名革命家宋教仁、黄兴等人交情甚笃，是同盟会的创建人之一。身在日本的章太炎于1906年加入到同盟会中，并受孙中山委托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章太炎的盛情邀请下，汤增璧在《民报》编辑部担任校对，不久后任编辑和副主编一职。1907年，著名的《挽刘道一诗》被盛传是汤增璧代孙中山所写。《挽刘道一诗》是为哀悼被清政府杀害的革命志士刘道一。当时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会员们听闻此噩耗，立即在总部召开追悼会，汤增璧为事务繁忙的孙中山代笔写下了这首悼诗。

1908年，汤增璧联合与他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江西籍同学，在日本创立了《江西》一刊。该刊以宣传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为己任。每期刊物出版之后，都会被人通过各种方式秘密运至汤增璧老家江西于大街小巷散发。《江西》的革命思想内容不仅在江西的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间广泛传播，而且有力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使清政府极为恐慌。1908年年末，清政府请求日本有关部门查封《民报》编辑部。与此同时，清政府策反同盟会成员汪公权，并指使他在章太炎的茶水里下毒。由于同盟会发现及时，清政府和汪公权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此次下毒事件，使不少同盟会会员及民主革命人士有了归国与清政府面对面斗争的打算。1910年，汤增璧从日本回国并参加了第二年的武昌起义，后又到湖南长沙做多家刊物、报社的编辑工作。1912年，黄兴在从广州赴武汉出任铁路督办的途中于长沙停留，专门为与汤增璧重聚，并邀请汤增璧为在汉口新创办的《国民日报》题写元旦贺诗。

汤增璧的文笔深受孙中山、黄兴的肯定与赏识。他淡泊名利、正直清高。作为同盟会的元老和与孙中山交往过甚的知名革命人士，汤增璧在辛亥革命后并没有谋求一官半职，也没有飞黄腾达，因而在后来的国民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国民党不可能让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文采奕奕的元老安然归隐，而是盛邀汤增璧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927年，汤增璧任国民政府侨民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秘书。但汤增璧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极为愤慨，对蒋介石嗤之以鼻。他毅然决定辞去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内部的一切职务，献身民国教育事业，坚持从教20年直至1948年辞世。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汤增璧并非没有公职，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曾一度出任国史馆编辑和国民党中央党史编撰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编辑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先辈的史料。在汤增璧看来，在教学之余出任上述公职并非对蒋介石集团趋炎附势，而是为记录革命历史和教育革命后人做点实事。

二、汤增璧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

汤增璧一生忠于革命，忠于民国教育事业，在他长达40余年的革命和教育生涯中，最令他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于1914年至1915年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而毛泽东在他的革命领袖成长过程中，曾受过多位老师的教诲和帮助，汤增璧就是鲜为人知却又对毛泽东影响极大的一位老师[2]15。

尽管接受汤增璧的国文教诲仅有一年时间，但毛泽东一直铭记着汤增璧与他的师生情谊。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生活的往事。其中就特别提到了汤增璧对他的影响。斯诺的《西行漫记》详细记载了相关内容：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和理想成形与完善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从一位唐姓老师那里毛泽东经常可以借阅辛亥革命前夕曾产生重要革命意义的旧《民报》来看。毛泽东从那些报纸上第一次知晓了当年远在日本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活动，他那时就觉得十分有趣。在一份旧《民报》上，毛泽东读到一则中国学生结伴徒步旅行至西藏边境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大鼓舞了毛泽东，但是他当时没有什么钱，所以只能先在湖南境内旅行。在这里，毛泽东向斯诺所说的唐姓老师实际上就是汤增璧。因为斯诺对中文语音中的“唐”与“汤”并不能明确区分，所以在《西行漫记》里汤增璧就成了唐老师。